2020年6月27日午夜，導演尹力看到了田壯壯發的朋友圈。

“媽媽走了，現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獨立，赤裸，清明且處于當下，你以前從未經歷過，現在體驗的一切，這即是佛。”

尹力記得，3月時，他和老同學陳凱歌、田壯壯聚會，田壯壯告訴他們，醫生很有信心，希望能發生奇跡。

早在2月，就傳過一次“于藍去世”的消息，后經證實是誤傳，只是深度昏迷。但這次，奇跡沒有發生。

尹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所塑造的形象中，江姐在氣質和閱歷上是與她本人最接近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她們都是有信念、內心充盈著理想主義的人。后來同類的影視劇層出不窮，但觀眾心目中的江姐就是于藍。于藍年輕時作為“22大明星”非常耀眼，60歲后組建、領導兒童電影制片廠，是中國兒童電影界的旗幟性人物，夕陽時期還能這么絢麗，很少見。

延安，延安

9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借著第四屆兒童少年“童牛獎”評獎在自貢舉行之機，年近七十的于藍終于圓了多年的夢想：去看“江姐”的家鄉。

站在江姐故居的殘垣前，她再也忍不住情緒。江姐只比她大一歲，兩人追隨著同樣的信仰，在同一年入黨。江姐為這信仰獻出了年僅29歲的生命，而她卻是一個“幸存者”，僅僅因為扮演過江姐到處享受著人民對江姐的愛戴。她控制不住地哭了。

于藍和江姐都是1939年入黨的。

在于藍的記憶中，1939年春的延安，春意盎然。這是17歲的她投奔延安后的第一個春天。她給在大后方昆明的哥哥寫信：“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但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年輕又有普通話優勢的她活躍在延安的文娛舞臺上。魯迅藝術學院來挑演員，她被挑中了。她想著先去魯藝“玩”兩年吧，結果一玩就是一輩子。

于藍常常回憶魯藝。這里有延安唯一一座未被轟炸的教堂，教堂后有綠色的山谷，山谷兩側打鑿了許多窯洞，錯落有致，還有寬敞的籃球、排球場地。夏天，延河清澈碧綠，是天然的游泳池；冬天，延河冰封，又是別樣景致。同學們自制冰刀，自由滑跑。周末常舉行交際舞會，毛澤東、周恩來等都來參加過。校園邊邊角角開荒種起了茄子、西紅柿、黃瓜，不僅有蔬菜吃，還可以隔三差五吃頓肉。

來自國統區的大知識分子給他們講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并進行小品練習。每句臺詞都要尋找出“潛臺詞”。

但延安也并不是四季如春。1943年，延安整風轉為審干。每天不是大會“坦白”，就是小會“幫助”。有次她所在的實驗劇團召開“坦白大會”，坦白的人是與她同過臺的一位戰友，在這個過程中，與這人一起來延安的一位女團員一直在發抖。坐在她旁邊的于藍認為她一定有問題，就向組織做了匯報。最后經過甄別，他們和絕大多數被搶救的人一樣，都沒有問題。

當時于藍不明白沒有問題為什么會發抖，多年后，她才能理解。這場運動在她心底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她說，這使得她在“文革”的后期有了比較清醒的頭腦。“任你如何誘導，我都能堅定地不去承認自己是什么‘分子’！”

“22大”明星

于藍拍的第一部影片是1949年的《白衣戰士》，扮演中國的“南丁格爾”、醫療隊長莊毅。她才知道，銀幕和舞臺不同。她被認為沒有“開麥拉face”（上鏡的臉），一舉手一投足都不知所措，十分苦惱。

1950年，于藍進入北京電影制片廠，在《翠崗紅旗》中擔任女主角。在畢業于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的知名導演張駿祥的指導下，她打開了銀幕視覺，開始體會到視覺藝術的魅力，懂得銀幕上的表演寧可不夠，也不要過火。

1951年3月至4月，新中國進步影片第一次大規模展映啟動，展出了《翠崗紅旗》《白毛女》等27部影片。張平、于藍、田華等出身解放區的“文藝戰士”集體亮相，躍上新中國舞臺。這一年，于藍登上了《大眾電影》的封面。“謙虛、質樸而又真誠”，成為她的形象特質。

50年代，于藍還出演了《龍須溝》《林家鋪子》《革命家庭》。尹力說，于藍的身份與《龍須溝》《林家鋪子》等影片中的底層勞動婦女有一定距離，但是她貢獻出了教科書級別的演出，戲份不重分量重。田壯壯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相較于母親擔綱主角的影片，《林家鋪子》和《龍須溝》更打動他，因為這兩個角色更難處理，超出她的生活經驗范疇。

60年代初是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面臨調整，在電影界則提出培養“無產階級的明星”。1962年4月，22位“新中國優秀電影演員”誕生，俗稱“22大明星”。

名額被首先分到四大電影制片廠，上影廠最多，其次是北影廠、長影廠和八一廠，各廠自行篩選后上報。其中既包括趙丹、白楊、秦怡等解放前已成名的上海灘明星，也包括張平、于藍、田華等解放區文藝戰士，還有祝希娟等新中國培養的青年演員。于藍獲選時，已經43歲了。

一時間，全國各大影院都懸掛起22大明星的巨幅照片。8個月里，北京市美術公司銷售了71萬張明星照。但風氣很快變化。1964年9月，電影局下達《關于撤銷影院懸掛電影演員照片的通知》，改革開放前唯一一次被官方背書的追星潮就此結束。

永遠的江姐

1961年冬，于藍從《中國青年報》上讀到連載的小說《紅巖》，被深深吸引。不久，她接到副導演歐陽紅纓和多次合作過的導演張水華的電話，三人一拍即合，開始籌拍這部片子。

劇本三易其稿還是不行，最后終于說服了夏衍來幫助完成文學本。在廣東休養的夏衍用3天時間聽他們講完材料，忽然問：“你們怎么不寫江姐？”一周后，夏衍的文學本出來了，把本來只有兩場戲的江姐改成了貫穿全劇的主要人物。

起初，于藍看了這個劇本后并不滿意，覺得不像小說那樣感人，革命的勁頭寫得不夠足，許多精彩斗爭沒有寫進去，如成崗和《挺進報》的故事那么精彩，可是一點也沒有涉及。日后回想起來，她覺得自己當時真是“左”得可觀，文藝知識又極其淺薄。事后她從幾代人的口碑中逐漸明白，夏衍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分手時，夏衍叮囑于藍，千萬不要把江姐演成劉胡蘭，也不要演成趙一曼，不要橫眉冷對，表現于外。

沿著這個提示，于藍琢磨出，江姐感情豐富而熾熱，又有著超出常人的冷靜與從容。她努力捕捉這兩種色彩的反差，終于找到了江姐的沉靜氣質的根源：善于思考。

北京電影學院57級表演班的劉詩兵當時已留校任教，帶著學生去北影廠的外景場地看于藍拍攝這部片子。

那是一場江姐看到丈夫的頭顱被懸掛在城墻上的戲。于藍被澆得渾身濕透，但是拍完了仍然留下來幫著收拾場地電源線，沒有馬上離開去換衣服、卸妝。此后很多年里，劉詩兵多次對學生們回憶起這一幕。

劉詩兵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扮演江姐，有她得天獨厚的條件，一是她的形象、年齡、氣質都與江姐接近，二是她的革命經歷使她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這個角色。每個角色的創作，最終都要從自身找到和角色共同的東西。

1964年12月，拍攝工作結束，工作樣片也已經周揚和林默涵審過。忽然有一天接到通知，“江青同志”要來看片。

江青一身黑色斗篷到來。審片時，她說許云峰的氣質不對，又說江姐沒有英氣，簡直像個小教員，影片太糟了，小改沒用，就這樣上映，供大家批判吧。

影片以《烈火中永生》之名上映時，文藝界已開始批“夏陳（荒煤）路線”，編劇沒有署夏衍之名，而用了“周皓”這個筆名來代替。

不久，于藍自己也成了“文藝黑線代表人物”。《烈火中永生》副導演趙元總是被叫去陪斗。她回憶，于藍總是淡然地由著造反派押進押出，批斗回來就躺在鋪板上，悄悄吞一片安定，掏出一塊小手絹往臉上一蓋睡覺，養精蓄銳準備迎接下一次沖擊。

創辦童影廠

1981年，中央工作會議號召“全黨全社會都要關心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文化部黨組決定成立北京兒童電影制片廠（后改名為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推薦年屆60的于藍為廠長。

八一電影制片廠的盧剛調來童影廠做導演時，北影廠只有6個人，兩間辦公室。

盧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2大”老藝術家他接觸過一半，年輕一代的演員更接觸過很多，于藍是最好打交道的。她辦事不來虛的，沒有架子，讓無職無權的普通人感到親和。

童影廠分管技術的副廠長谷守利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兒童電影的發行很難，為爭取發行渠道，于藍經常去尋求鄧穎超、康克清等老領導的支持。

北影廠導演張郁強執導過的電影里，兒童承擔了重要角色。于藍發現了他，把他挖來童影廠。

張郁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是很多兒童電影從業者的引路人。她正直坦率，有話直說，從不拐彎抹角，他心目中的延安老革命就該是這種樣子。于藍對政治原則和對兒童的教育作用考慮得比較多，有一些大家覺得挺有才華和深度、能夠代表年輕人想法的片子，她并不一定都認同，但她絕不是一個“馬列主義老太太”，而是努力更新觀念以跟上時代發展。

童影廠廠長黃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于藍先后創辦了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中國電影童牛獎、全國中小學影視教育協調委員會，事實上是“一花開五葉”。

1999年，童影廠等8家單位合并成立了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童影廠的員工被打散分到各個部門，生產任務也轉而由集團下屬的第三制片公司承擔。

第二年，79歲的于藍正式退休，依然擔任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名譽會長。這年2月，她給朱镕基寫信，呼吁要保護民族品牌，朱镕基等領導人都作了批示。

童影廠的品牌維護，成了于藍余生都未曾放下的牽掛。

童影廠撤銷后，與于藍同住一棟樓的谷守利經常看到于藍家燈火通明。她的身邊圍繞著很多兒童電影從業者和愛好者，“那一幫人都是兒童電影狂人”。

“很想再演下去”

退休后，于藍應邀在黃宏導演的兒童影片《二十五個孩子一個爹》中友情出鏡，這是她自28年之前參演《偵察兵》后首次出鏡，得到了平生最高的2萬元酬勞。拿到酬勞后，她直接去銀行把錢捐給了吉林省白山市孤兒院。

于藍的家陳設樸素，墻上掛著于藍和周恩來、鄧穎超的合影，還有已故愛人田方的照片。她70多歲時開始學電腦，有不懂的地方就給住在樓上的盧剛打電話，請他下樓來教她。

于藍每天都要畫畫，在樓道里鍛煉。她說人活著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保持心情愉快、心態平和，簡簡單單地生活，死而無憾。

因為身體狀況，她很少去電影院看電影，而且除了戰爭題材影片，現在的電影題材她也不太關心。但對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的活動，她有求必應。

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秘書長黃小雷說，每次去拜訪于藍，她一定要坐著輪椅顫顫巍巍把客人送到電梯口，看著電梯門關上。每次應邀出席晚會和典禮，她都會穿上一件灰色西式套裝。參加活動前，她會認真地準備發言稿，用電腦先打出來，然后默誦。

2018年，97歲的于藍出演了為紀念抗戰勝利73周年而拍攝的《那些女人》。雖然戲份不多，但她開心極了。她說：“還能演戲，真的太好了！很想再演下去。”

這年10月，中國兒童少年電影學會會長侯克明和童影廠廠長黃軍去積水潭醫院看望住院的于藍，她在病床上還在給中央主要領導寫信，呼吁兒童電影進校園。12月，她轉到中日友好醫院治療，又給國家電影局寫信，請求保留中國國際兒童電影節。這是她最后一次執筆寫信。

盧剛說，拍兒童片無名無利，投資低報酬低，沒有獻身精神是堅持不下去的，他是受于藍的影響，才將這項事業堅持到了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