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那邊那個電線桿了嗎，對，就那根，一直到那里，都是我的倉庫。”
老張用他夾著香煙的手，指著遠處，給我比劃著，嘴角透著得意，但也難掩一絲落寞。
“國家收儲那幾年，車進車出，庫里全是棉花，白花花的，跟銀子似的”。
老張五十多歲，早年間走街串巷收棉花發家，后來有了自己的棉麻倉儲，趕上國家收儲那幾年，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現在不行了，這幾年只出不進，等剩下的這點棉花出掉之后，我就收拾收拾，回家養老咯！”
知道老張的經歷后，我對棉花市場的政策演變產生了興趣，查閱了不少資料，結合這些年在期貨市場上的經歷，記錄下這些文字，就當聊聊行業史，畢竟很多東西，新入市場的人，了解的并不多。
2011 年之前，國家對棉花市場的干預不多，并沒有采取臨時收儲政策，熟悉國內期貨市場的人都知道，2010年，鄭州棉花出現了一波從1萬多漲到3萬多的行情，也成就了傅海棠的億萬傳奇。
這波瘋狂的行情之后，伴隨棉花的是一波大幅下跌。
而在2011年，國家出臺了棉花臨時收儲政策，其初衷是保護棉農利益、保障供給及穩定市場。這一政策持續了3年，2011-2013年，其中，2011 年收儲價在1.98 萬元/噸，2012-13 年收儲價在2.04 萬元/噸。
要說收儲政策，也非當朝首創，而是自古有之。古代官府因為谷賤傷農，所以在豐收的時候，往往會收糧以備災荒年月，漢朝的時候就有常平倉制度了。古代常平倉制度也是合著市場節拍做采購，在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下令邊郡盡皆筑倉，“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
同樣棉花也有棉賤傷農的時候，所以國家如果在低價的時候收棉，保護棉農利益，高價的時候出棉，以平穩市場供求，也是合理的。
但問題就出在了“不限量”上。
當棉花市價高于收儲價格的時候，問題還暴露不出來，2011年9月開始的第一次不限量收儲，就是這種情形。這次收儲起初確實起到了托市的作用，并且隨著棉花收儲的進行，價格反彈，市場價格高于國儲收儲19800的價格時，市場交儲積極性下滑，所以最終交儲量基本在325萬噸左右，當然當年的收儲不僅僅是國內的，而且還從國外買進了100萬噸左右的棉花。
但當市場價格低于收儲價格的時候，“不限量”帶來的后果就遠遠超出預想。
12年9月開始第二次不限量收儲，這次收儲就開始出現各種狀況了，一方面市場價格已經跌到18500附近，但國儲收儲價格不降反升，到了20400附近，再傻的人想想都知道交國儲合算，于是乎，造成了國內生產的棉花全部進國儲的狀況，不僅僅如此，各種貓膩也開始出現了，特別是地產棉，什么二級棉交儲給的升水太低，但五級棉沒法交儲，所以混一混，成了三級四級，量大了，交儲就合算，另外國產棉里面摻雜一點印度棉，西非棉等，當時印度棉也就是18500附近，一加工包裝，直接多了接近兩千利潤，誰都想去做。
13年的情形和12年差不多，仍舊是用幾乎全世界最高的價格，不限量收儲。
三年收儲政策實施下來，政府終于意識到這樣收下去不行了，我們的國儲庫要爆炸了，中儲棉各地找倉庫放棉花還是缺倉庫，那幾年倉庫費用蹭蹭往上漲，正是老張的好年景。原本以為利國利民的政策，沒想到到頭來，對國家、棉企和棉農都帶來了沉重的壓力。
國家層面來說，臨時收儲政策帶來巨量國儲庫存，庫存難以消化也帶來了沉重的財政壓力：收儲和拋儲價差帶來的虧損、棉花儲存費用、耗損折舊費用、人工費用、運輸費用等等。棉花收儲帶給國家沉重的財政壓力，僅僅每年損失的利息費用就近50 億，各類費用歸總后，每年超過千億元。
棉企層面來說，國家臨時收儲政策造成內外棉價差較大，當年內外棉價差高達3000元/噸。內棉價格決定成本，外棉走勢決定價格，高價差使得多數棉紡企業幾乎無利可圖，再加上下游需求疲軟，人力、燃料等成本上升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造成訂單流失，國內棉紡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最后是棉農，國家臨時收儲政策并沒有將農民和市場區隔開來，棉花從農民手中采購直到棉紡企業手中經歷層層中間商，臨時收儲政策帶來的大部分收益被這些中間商所獲取，農民獲得直接收益并沒有顯著改善。
于是在14年3月底持續三年的不限量收儲政策正式宣告結束，國儲庫存達到最高峰1450萬噸附近，并且開始了新疆的直補政策。隨著直補政策落地，加上拋儲開始，市場棉花終于在橫了三年以后開啟一路下跌的回歸旅程，而且在收儲政策結束之后，國家開始注重消化國儲庫存的事情，所以一方面價格一路跌一路拋儲，進口配額下發明顯減少，此后幾年都只有89.4萬噸世貿框架下的配額下發，所以進口棉遭遇重挫。
于是在14年3月底持續三年的不限量收儲政策正式宣告結束，國儲庫存達到最高峰1450萬噸附近，并且開始了新疆的直補政策。隨著直補政策落地，加上拋儲開始，市場棉花終于在橫了三年以后開啟一路下跌的回歸旅程，而且在收儲政策結束之后，國家開始注重消化國儲庫存的事情，所以一方面價格一路跌一路拋儲，進口配額下發明顯減少，此后幾年都只有89.4萬噸世貿框架下的配額下發，所以進口棉遭遇重挫。
而從最近幾年的棉花市場政策看，依然是延續近幾年的手段，就是拋儲和配額的調整。直補政策，在地域性上的差異，也體現了將棉花種植向新疆轉移集中的國家意志。
2017年的數據顯示，全國最大的產棉區新疆種植面積繼續增加8.7%，其他地區受種植效益低和種植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延續了種植面積減少的趨勢，其中黃河流域棉區減少215.1千公頃，下降24.3%，長江流域棉區減少97.1千公頃，下降14.9%。而2018年預估的全國607.5萬噸的棉花總產量中，新疆一省就貢獻了501萬噸，占比82.47%。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這些年棉花市場政策的演變來看，也是漸趨合理。身處政策其中的人，或得勢、或失利，興衰交替，也體驗一把世事無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