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個人計算機開始普及，軟件業在計算機行業成為不可缺少的部分。面向對象技術獲得極大歡迎，終于成為90年代軟件界最大的熱點。隨著發展，這一技術形成了OOP（面向對象編程）、OOD（面向對象設計）、OOA（面向對象分析）等多個維度，成為完整的軟件開發方法學。此外，集成工具和CASE技術取得長足進步；圖形技術迅速提高，多媒體被炒得沸沸揚揚。而這一切在國內的發展有了一個新的契機：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這一年，周鴻祎大學畢業了，開始念研究生。此后，出現了一波更大的創業潮。周鴻祎以一個在校生的微弱力量，也奮不顧身地投入進去了。

電腦小狂人的第一次中關村之行

大四的時間基本上就是實踐。他開始到外面的公司學習攢電腦——第一次覺得離“電腦公司老板”的夢想這么近！但他靠近夢想的方式比其他同學迅猛！

他沒有像其他同學一樣主要在西安的公司里實習，而是直接去了北京。

第一次去，他不知道怎么辦匯票，也不知道怎么去知春路，更不知道怎么去中關村辦航空托運。很少有人愿意干這些事，更別說搬箱子、接貨、送貨這些力氣活兒了。但周鴻祎很有興趣，他坐火車跑了好幾次北京。

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在北京逐漸不露怯了。哪個牌子的激光打印機什么價，他一清二楚，還學會幾句黑話，貌似很老到的樣子。

總的說來，他的大學四年過得很緊張，每天白天上課，晚上干活兒，夜里兩三點才睡覺，全然不顧身體健康受影響，談戀愛就更沒時間了。

可是本科畢業后是讀碩士還是工作，他又迷惘了。后來，他挑了個管理學院學管理，原因是：既然自己的夢想是電腦公司，總該學點兒管理學。畢竟自己在計算機專業上的實踐不少了，畢業時類似的工具和產品做了四五件了，畢業設計也很成功。

　　夜黑風高研究反病毒

當時病毒研究已經出現了，但還沒有江民，只有瑞星。看了一本《計算機反病毒研究》后，周鴻祎決定研究反病毒。這個想法遭到很多人嘲笑。西安當時的環境雖然閉塞，但同學們都躊躇滿志。即使這樣，他們也覺得周鴻祎的“反病毒卡”沒啥意思，也不可能做起來。

同時，他在研究生同學里物色了兩個合作伙伴，其中一個是石曉虹（現奇虎360公司副總裁）。

條件很艱苦，一開始他們連電腦都摸不著，自己還得編碼編程。后來，他逐漸減少了編程的時間，更多地做起產品經理和項目經理來。一位合作伙伴負責核心研發，石曉虹負責測試。這個階段最有趣的應該是他們蹭別人計算機用的那些花招了。

他們成天盯著機房，一看別人走了機位空出來就趕緊占上。機房的老師像防賊一樣防他們。有的同學禁不住周鴻祎的苦苦哀求，把自己導師的電腦借給了他，有的后來干脆被他拉過來入伙。再后來，居然有同學主動申請幫他做程序。

借電腦給他的同學常常晚上將他鎖在實驗室，這樣他就能干一晚上活兒，天亮再爬出去回寢室睡覺。管理宿舍的大媽、同寢室的同學和他難得打一次照面。

周鴻祎有一個癖好：到處拷軟件回去研究。在幫一個老師的活兒干完后，他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里，準備把自己偷偷做的那些反病毒軟件拷回去，再拷些別的“高級”軟件以便編程使用和跟別人交換“高級”資源。糟糕的是，后來那老師發現詞庫被他們拷走了！

　　產品還沒做出來，派出所倒是進去了

老師本來覺得付錢給他們就虧了，這下子抓到了把柄，干脆到學校公安處舉報了他們，說他們在偷偷制造病毒。學校那段時間剛好丟了些硬盤、網卡、CPU和其他硬件，幾條舉報信息合在一起，公安處把破案的焦點落在了周鴻祎身上。這也難怪，他們晝伏夜出，全校有電腦的地方他們基本都去過，調查者很容易找到線索。

于是又一個月黑風高的夜里，突然來了幾個公安，周鴻祎被帶走了。

經過幾天的折騰，公安查不出個所以然，周鴻祎也跟公安混熟了，公安讓他出去不要亂說，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歷經磨難，最終得獎后，周鴻祎感慨萬千，也一直心懷感激。

　　從象牙塔走到現實世界

沒有《硅谷熱》，周鴻不會那么早建立起正確的產品觀。沒有產品觀，他就分不清技術人員和產品經理之間的聯系和區別。因為建立起初步的產品觀，他才知道需要走出象牙塔，將自己放逐到社會的廣闊天地中去。

反病毒卡做出來，還獲了獎。但是周鴻祎沒有止步于此。此時研究生一年級結束，他的想法也變得成熟些了，開始想著怎么把反病毒卡賣出去。

《硅谷熱》，他反反復復讀了很多年。與這本書的淵源，始于1991年周鴻祎坐火車去上海實習的路上。帶隊老師帶了這本書在路上看，周鴻祎很自然地接觸到了另一個世界。那是一個他沒有去追求的世界，一個要出國才有可能親身體驗的世界。雖然是以文字的方式，但這個世界里的一切都讓他入了迷。

《硅谷熱》這本書于1984年出版，雖然沒有涉及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的個人電腦革命和90年代更加壯觀的互聯網浪潮，但即使在今天看，其內容也沒有過時。無論是風險投資、生態特性、生活環境還是高度的競爭氛圍，都可以在現實中找到對應、參照和可供借鑒的地方：惠普創始人維修示波器的車庫，微軟的溫馨小屋，仙童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造出CPU的靈感，英特爾那個天才流淌的酒吧……

《硅谷熱》在全世界點燃了人們對硅谷的狂熱，自然也包括中國。科技原來如此浪漫，創業原來如此豪邁！

那種個人英雄主義，把早已埋藏在周鴻祎心里的對自由和創造的渴望砰地引燃了。自己買到書之前，他還復印了很多內容隨時看，買到書后更是愛不釋手。

那些改變世界的人，原來很近，并不遙遠。原來這些天才跟他一樣，穿著拖鞋，看起來邋里邋遢的。周鴻祎平時生活里就更加刻意模仿這種做派了。

也許，沒人會知道一個“純土鱉”的靈魂里裝的凈是“洋派”的夢想。其實，這種渴望幾乎存于當時中國每個有志青年的心中。

雖然很難準確統計有多少人因為受到《硅谷熱》的觸動從而心懷高科技創業的夢想，有多少人的生命軌跡因為這本小書而改變，但是我們還是能從一些人的回憶中窺見一斑，比如王志東，和周鴻祎一樣，這也是他最愛的書。

周鴻祎和王志東都不是特例，他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人的造化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被激發起來的熱情最后變成什么——是焰火般絢爛后歸于沉寂，還是濃縮成一團心火，溫暖你仰望星空時的夢想，也照亮你蹣跚前行時的路？

反病毒卡后來還是在他的努力下做出來了。但是看過《硅谷熱》的人與沒有看過《硅谷熱》的人畢竟是不同的，他明白了作品與產品的區別，明白產品的價值必須被人使用才能實現。

最開始周鴻祎并沒想自己賣，他想到的是把成果轉讓給別的公司，于是就和西安和咸陽的兩家公司分別談了一次。實際上，那兩家公司都是騙子公司，但當時他完全沒有社會經驗，怎么都說不過人家。周鴻祎雖然覺得對方沒道理，但就是說不出人家沒道理在哪里。

思慮再三，不能和自己懷疑的公司合作，他還是決定放棄。他想北京公司多，而且大學畢業時就到北京中關村打過工，就又到了北京。

在瑞星二樓的一個房間里，他一開場口氣就特別沖：“我做了一個反病毒卡，比你們的好，想跟你們聊一聊。”

當時接待他的人一聽這話，眼皮都沒抬，就把他搡出門去了。于是，跟瑞星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以悲劇告終。

后來他去找聯想公司，因為不認識人，就直接到了聯想中關村的門市上。

聯想公司當時在中關村有一個很大的門臉，跟四通挨著。但是跟周鴻祎接觸的都是中低層的員工，他給人家演示，人家也覺得很好，但是人家說聯想沒這個業務。他找不到中高層的人洽談，自然也就無法合作了。

后來，他和曉軍電腦聯系上了。周鴻祎其實也沒想漫天要價，心想幾萬塊砸出去，能換回兩部電腦來也行，讓自己以后不用再四處借別人的電腦用就可以了。

但是談來談去，曉軍電腦的條件都太苛刻了：技術給他們，產品也給他們；至于錢，要等他們做了之后看情況再說。再傻的人也能看出這事不靠譜，何況是周鴻祎，他趕緊閃人了。

就這樣在中關村跑了一段時間，他的感覺很糟，最后沒有辦法只能回到西安。他心想，實在沒人做就自己做。

學校和西安周邊地區就由周鴻祎自己去推廣。

在學校里貼海報的方式效果非常有限，只賣了幾十張卡。而且這幾十張卡也給他惹了很多麻煩，因為卡裝到用戶的電腦上和在他自己的電腦上不是一回事。

這里面就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他開始疲于奔命，隨時要去給用戶做售后服務。

做售后服務的過程中，他免不了被人罵，也只得老老實實聽著，誰讓他收了別人的錢呢。當然，經過“病毒門”的洗禮，他的心理素質已今非昔比。

負責銷售的公司幫他把卡賣給了一些廠礦企業，使用中出了問題他也得過去解決，這個過程對他幫助很大。雖然反病毒卡沒有取得硅谷那些人的輝煌成就，幾乎是款失敗的產品，但是他從中收獲的要比錢有意義得多。

當時給他做代理商的公司叫西安凱特，現在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叫西安博通。這樣一個公司愿意給他做代理商，他學到了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

談判的時候，周鴻祎認為，對方是代理商，自然自己應該占大頭。但是一張卡至少三四百元的售價，對方給他的進貨價只有99元，只是個零頭。

當時一張卡成本為50多塊錢，還不算人工費。周鴻祎當時懷疑他們是不是想錢想瘋了，不然怎么會給出這個價來。對方什么都沒干，就是幫周鴻祎賣東西，怎么能拿大頭呢？還是好幾倍的大頭。不過這次，他沒有馬上放棄，因為直覺上還是相信對方有誠意，于是壓著火氣繼續談，繼續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