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張老照片上看到公私合營合肥市針織廠在省博物館布置的展臺，依稀可見當年的風光，就想走進去了解它的來龍去脈。于是牽出了一連串的故事。

上海灘上起家

順著志書里給出的資料，尋找合肥東郊銅陵路34號，卻被告知那是老的門牌號碼，如今廠子早已不存在了，只有原先的老職工們還居住在工廠宿舍里。

在大通支路一幢居民樓下，恰巧遇見安徽針織廠退休工人萬洪福先生。他剛滿76歲，因為有病在身，下樓時還要拄著拐棍。不過，聊起1954年隨工廠從上海搬遷到合肥的事，他那稍顯渾濁的眼睛立馬放出一絲稍縱即逝的靈光。

萬洪福先生回憶說，這個廠的前身是上海私營振豐棉織廠，當時在上海算是紡織行業的翹楚。

《上海紡織工業志》記載，1919年，浙江寧波人王蓮舫去日本經商，接觸了先進的紡織技術。王蓮舫先前在家鄉就開辦過襪廠，對紡織工業非常有興趣。于是在日本購買機器、聘請技師，于當年8月份回國在上海巨鹿路151弄創辦上海私營振豐棉織廠。因為最初是由五個人共同出資的，老上海人習慣稱之為“五福公司”。

上海私營振豐棉織廠在第二年投入生產，當時有職工150人，主要生產衛生衫、衛生褲和棉毛衫、棉毛褲。王蓮舫精通生意經，除了生產以外，他特別注意流通環節，在上海河南路和長治路上開設發行所和門市部。批發、零售都做得很好。

據萬洪福先生介紹，上海私營振豐棉織廠后來歷經西方資本的擠壓、日本占領軍的摧殘，到了1946年的時候，廠長已經換成一個名叫張中虎的人。此人名字中雖有一個虎字，但性格比較懦弱，不敢做強做大，廠子里只有幾十個工人，每天產量也很小，勉強維持。直到上海解放以后，工廠才在政府的扶持下日益壯大起來，最有力的數字是，工人人數發展到186人，日產量增加到330打。

萬洪福先生自豪地告訴我，這個廠在上海針紡織行業里，是第一個實行公私合營的，并且由公方控股。他還記得在上海蘭新大戲院舉行公私合營慶祝大會的情景。巧的是，那也是8月份的一天，距離上海私營振豐棉織廠建廠整整35年。

部長親自搬遷

老合肥都還記得，振豐棉織廠搬到合肥東郊的時候，那里還是一片亂墳崗，當地人稱老塘崗。

為什么要選擇那一帶呢，這主要源于上世紀五十年代上海支援內地的熱潮。當時，合肥將東郊和北郊定位成工業基地，國家在大別山區配合治理淮河建設大型水庫，水力發電保證了合肥建設項目的用電之需，并且在城市東門外修建了寬敞的馬路，投資建成合肥市的第一條鐵路專用線，使昔日的荒崗野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合肥市第三任市委書記李廣濤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當時，安徽省委任命他為省委工業部副部長，主要任務就是去上海搬遷一些工廠來合肥、蕪湖、安慶等地。李老在革命戰爭年代轉戰全國各地，與許多革命戰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一些戰友解放后就任上海有關部門的領導，為他的工作提供了支持。

比如時任上海市委工業部部長的李廣仁同志，曾經在抗日戰爭時期和李老在蘇北共事。他親自陪李老考察工廠，確定內遷事宜。

李老回憶說，他在上海總共呆了有半年時間。記得到振豐棉織廠的時候，上海的同志介紹說這是一家老廠，在上海第一次選用日式“湯姆金”針織機，后來為同業普遍采用，將上海紡織行業整體水平向前拉大一大步。況且當時廠子已經進行了公私合營，這在當時的紡織企業里開了先河，不論從干部隊伍建設、工人思想狀況，還是技術水平、基礎條件都比較好。

而當時安徽省委的思路，考察內遷的工廠主要從兩方面考量。一是工廠生產的產品是否是安徽需要的，規模如何，有多少技術人員？二是看設備如何，是新還是舊機器，是否經得住拆、搬？李老多次來到振豐棉織廠，和資本家、工人、技術人員見面，同時向時任安徽省委書記曾希圣同志匯報，安排合肥市的有關人員來上海簽合同、訂協議，確定具體事項。

新生的共和國，大家的工作熱情空前高漲，經常是連天帶夜加班干活。搬遷前的準備工作千頭萬緒，既要蓋廠房和職工宿舍，又要安排那些有家庭的職工家屬就業問題。而在待遇方面，當時上海的產業工人工資要比合肥高得多，但這邊克服了諸多矛盾，硬是保證了上海來的工人師傅和技術人員的待遇不受影響。

難忘輝煌歲月

在那一帶采訪，聽見許多上了年紀的人操著一口上海話，基本上就可以判斷，那是上世紀50年代從上海內遷來的老工人。一位姓傅的大媽說，他們廠是遷往合肥的首家上海紡織企業。她神秘地告訴我，大家都說內遷是要樹立全國一盤棋思想，其實還有一個原因許多人不知道，就是解放初期，臺灣的國民黨飛機經常飛臨上海轟炸。中央決定將一部分上海的工業企業分散到內地去，這樣既避免了集中損失，同時也支援了內地的建設。

傅大媽剛到合肥的時候只有15歲，是隨父親一起舉家遷徙的。我問她舍得大上海的生活嗎？她回答說那時人們的思想覺悟都是先大家、后小家的。剛到合肥的時候還有新鮮感，幾天下來還是不太適應。在上海時出門就是高樓大廈，這里滿眼荒涼。當然這樣的日子很快被當地人的羨慕眼光所代替，因為是從大城市來的，穿衣打扮都與合肥人迥異。包括吃螺螄、吃毛蟹、吃甲魚的生活習慣，都成了當地人模仿的對象。

她還記得有一次家里吃午飯，爸爸拿出一瓶從上海帶來的醉螺，剛好廠部一位本地干部來家里拜訪。父親熱情地請他一起吃飯，喝著紹興黃酒，吃著黃泥螺，那位廠干部說是第一次開了洋葷。他覺得黃酒就像糖水一樣，一杯一口就干了。父親提醒他說，黃酒后勁大，不好那樣喝的。結果三大杯下肚，廠干部已經說不清楚話了。

說到那段歲月，傅大媽感慨日子過得太快了，轉眼她已經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老太婆。當初才到合肥的時候，從市區到廠區的道路還是土路，遇到雨天泥濘得邁不開步。這些大上海的姑娘們哪見過這樣的道路，有的時候膠鞋陷在泥里拔不出來了，竟然大哭不止，現在當然都成了人們回憶過去的笑柄。

美女的集中地

上海振豐棉織廠是1954年8月遷到合肥的，1955年3月正式投產，改名為公私合營合肥市針織廠。1956年2月，上海私營同慶褲廠和上海私營勤豐褲廠也遷到了合肥，并入該廠。1966年9月，改稱安徽針織廠。

李世榮師傅是1979年頂替父親進入廠里的，這位上海老工人的后代出生在合肥，說著一口地道的合肥方言。他說安徽針織廠在他進廠的那段日子是鼎盛時期，工人人數一度達到3000多。

他清楚地記得開始時工資是19元，除此以外，每月還有5元的獎金，這在當時合肥年輕人中算是收入很好的了。

因為是紡織企業，女工的數量要遠遠超過男性。作為廠里的“稀缺資源”，李世榮師傅談到那段歲月，明顯流露出懷念的神情。當時沒有“剩男”、“剩女”的稱謂，一律稱為大齡青年。紡織行業的女大齡青年多，鋼鐵、化工行業男大齡青年多。針對這種現象，市里特別開辦了如何談戀愛的專題講座。朋友們見面總是羨慕地說，你在女工圈子里，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事實上紡織廠的男工確實要比別的廠實惠一些。

如今的李世榮師傅還在看守著廠子里僅有的20多畝土地，原先的廠區大部分已經開發成商品房小區了。老塘崗的名稱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四周也是越來越繁華，儼然就是城市的中心地帶。（江淮晨報）